说起关露这个名字，你可能会觉得陌生。但其实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她是一位能够在文学和才情上与张爱玲、苏青、丁玲这样的女作家齐名的女子，《春天里》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的歌词便是出自她的手笔。至于如今名声落寞、作品稀疏的处境，不是她个人能力方面的原因所导致，而是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很多事情都遵循了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”的残酷事实——在个人幸福与国家利益之间，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。

任谁都想象不到，一个年少成名、才气逼人、前途无量又娇柔美丽的才女，会在爱国之心的驱使下，毫无怨言地变成一名的女特工、女间谍。不过，或许也正是因为“才女”与“特工”这两个形象给人的感觉如此遥远，关露的任务才能完成得那么出色、那么完美。

自接收到组织委派的秘密任务后，关露便披上伪装的外衣，刻意疏离亲人和朋友，在各类危险人物身边蛰伏。为了收集日伪机密情报，关露以自身过人的文学才情为敲门砖，以自己的名声做赌注，先是接近李士群这个日本大走狗，接着一步步靠近汪精卫伪政府，最后打入日本《女声》杂志内部。

《女声》杂志报道部可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，它对日本人而言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：一是宣扬日本思想，对中国人进行文化侵略；二是作为情报部门，进行一些信息上的传输。关露进入《女声》之后，在完成党和组织交给自己工作的前提下，最大限度地保持自己的原则，写普世而又公正的文字，不用自己的笔为日本人发声。

只可惜，关露的这份苦心除了少数几个知情者，几乎无人晓得。在普通人眼中，她就是一个被名望和金钱迷了心窍的、胸无大志的小女子，为了享乐甘心成为人人唾骂的大汉奸；在亲朋好友眼中，关露仿佛在一夜之间换了一个人一般，无论如何追问、责骂、劝解都不能将她拉回，不由得感到心痛、疑惑和失望。从前从关露笔下写出的爱国文字成了对她本人最大的讽刺，她也从一个被人捧在手心的才女沦落为一个人见人骂的汉奸。

对此，关露也早有心理准备。在接受任务的那一刻起她便起誓：在完成任务之前，面对任何辱骂和脏水，都绝不解释、绝不反驳。不过即便拥有这样的决心，在那如潮水般涌来的谩骂面前，估计也很少有人能真的做到不为所动。或许在没人看到的角落，关露也曾神伤和落泪，只不过那只能是她一个人的秘密，永远存放于自己的内心深处。

如果说，执行任务期间所遭受的耻笑已在关露的意料之内，但任务完成后、革命胜利后仍要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遭受这场任务余波的影响，便是她始料未及的。

出于种种原因的考量，在抗战全面胜利后组织并不能马上为关露正名，为了保护她的人身安全，只能先将她转移到根据地保护起来。可也因为这一点，“汉奸文人”的骂名成了在关露身上撕不下的标签，对关露的人生造成了致命的打击。

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呢？因为名声败坏，关露始终无法与情投意合的爱人王炳南结合，最后终身未嫁、孤独终老。更令人痛心的是，因为受到潘汉年的影响，关露两度入狱，在狱中耗尽10年光阴——那双写文写诗的手成为了写材料、报告的机器，十年来反反复复地写了几十万字，却无法换自己一个清白的人生。

1982年，关露的骂名终于得到了组织正式的澄清，她终于摘掉了那顶“汉奸”的帽子。那是关露背负骂名后的第43年，彼时的关露已经是一位75岁的老人了。这个了不起的女人，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，将所有的苦楚和愤懑都留给了自己。这些年所经历的非人的遭遇，令关露原本美好的人生成了一个悲剧，也使她的精神备受折磨，身心俱疲。终于等到沉冤得雪，关露的心情已是五味杂陈了。思定之后，她执笔写下自己这一生的回忆录，写下对上级潘汉年的纪念文，然后服下安眠药长眠。

不得不说，那个特殊的年代带给关露的伤害，大概是任何回馈、任何平反都无法弥补的。即便是为了国家而心中无悔，这也是一份过于沉重的酷刑。如果人真的能有下一世，希望关露可以活在新的世纪、新的中国，拥有一个单纯、真实、肆意、快乐的人生。